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涉及国家安全，是我国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也是关乎国际科技与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此行走访企业过程中，无论是对“小而美”的初创企业还是对“大而强”的行业龙头，调研团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企业怎么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这也是当前整个行业的痛点——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一些当年备受资本青睐的企业持续亏损，无法盈利，长期资金市场对待
对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问题，回爱民的回答是，产业有周期。“我们的研发非常聚焦，只专注于肿瘤免疫、传染病疫苗和肿瘤疫苗。很多企业只是等待春天，少花钱，而我们在这些聚焦的领域反而非常活跃。一定要注重创新，并且要敢为天下先。”回爱民对调研团强调。
“单纯靠投资者烧钱只能让行业‘红火’一时，而无法长久。”康方生物公共关系部总监杨俊坚进一步分析道，“以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并非仅仅是科技概念，而需要全方位考虑国家、患者、产业和企业等多个角度，通过创新药的开发和可及，让患者显著获益，让社会整体负担显而易见地下降，让产业和企业有持续的创新活力和能力。只有实现多方的动态平衡发展，才能真正的完成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引领，并通过技术创新为人民创造福祉，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为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非常大推动力。”
调研发现，目前在广州数量众多的企业中，真正依靠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企业仍占比偏少，“质”不仅与企业的“量”未匹配，与广州作为全国三大医疗中心之一的地位也未能完全匹配。
全国政协委员刘思德通过“AI手机胃镜”项目总结道，支持医院、高校和研究院所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同时优先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与医学相结合，或许是助推广州医疗资源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促进医药产业创新的直接有效途径。
概念验证中心的建设主体，应该是高校还是企业？全国人大代表袁玉宇探讨道，高校的优点是它更接近本校的技术，拥有技术管理权和强大的科研团队。然而，如何将学校的研究成果真正产业化，也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国外相对成熟的产业转化平台的负责人往往是连续创业者。袁玉宇认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是由企业主导的产品研究开发过程，其主体是企业，负责人是企业家而非科学家。“开发创新产品，本质上离不开企业管理，例如财务、融资和市场管理等。”
他直言道，广州过去向基础研究投入了大量资源，引入许多科研院所和团队，建设了高水平医院。“虽然我们的医疗水平很高，但是创新产业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夯实，要吸引更加多的创新人才尤其是有产业化经验的人才资源，临床科研成果在本地转化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靠创新人才。”袁玉宇表示，在创新人才中，除了科研人才也有产业人才，要更好地发挥产业人才、产业专家的力量，使创新成果更好直面市场需求，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概念验证中心要汇聚的，正是这样一支产业人才队伍。
以谁为主体，也代表着未来资源要更多地向谁倾斜。在袁玉宇看来，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最活跃的创新主体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生物医药产业具有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大、产品周期长的特点，还特别“烧钱”，中小企业进行持续创新不容易。
为此，袁玉宇建议，加大对生物医药产业优质中小型创新企业研发、推广、融资相关扶持力度。尤其是在金融扶持上，加强对生物医药产业融资引导：政府引导基金加大对“投早投小”的倾斜，明确责任机制和相关配套； 投资领域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和容错机制，引导资本投向创新型中小企业。
其中，鼓励医院优先选用和敢于选用创新产品是需要思考破局的一个环节。袁玉宇直言，创新产品进医院相当困难，有的医院三五年没开过药事会，在应用上相对保守。“能不能考虑创新药不占名额？或者用其他灵活方式来处理？”
广州市生物产业联盟秘书长李予强在现场分享说：“《广州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水平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出台以后，广州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创新药械目录。生物医药行业和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政府各职能部门都在逐一研究、讨论，看看能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但所有的工作前提是符合目前市场化的条件，营造公平合理竞争的营商环境。”
记者留意到，今年5月，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印发广州医保支持创新医药发展若干措施。其中提道：除国家谈判药品和集中带量采购的药械外，其他药械由企业和医疗机构自主议价。对于议价挂网品类的创新药械，广州GPO平台常态化开展价格联动。督促定点医疗机构召开药事会并及时将国谈药品、创新药械纳入医疗机构采购范围，相关情况纳入医保考核评价。对国谈药品等创新药实行单独支付管理，提高医保报销比例，不纳入普通门诊、门诊特定病种待遇限额。
“对创新药的发展而言，时间窗口很重要。”杨俊坚表示，希望国家和地方在全链条更好地支持创新药产业的发展，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改革举措可以加快落地。“对企业来讲，改革早两年，企业的发展速度可能就会快五年甚至十年。中国这一批创新药企业能快速发展起来，就是抓住了抗体蛋白药物的技术迭代时机，在一个全球最重要的产业趋势中把握了机会。”
就调研团高度关注的集采问题，袁玉宇曾连续数年向国家医保局提出针对创新药械的价格形成和保护机制等建议。今年在全国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优化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及落地的相关建议》，提出在推进国家集采和地方集采过程中，集中带量采购政策还要一直完善、调整，提升集采效率、避免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与此同时，还要推进集采尽快落地和执行，使集采成果更好惠及广大患者。
为此，他提出多个优化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及落地的相关建议。包括建议集采联盟化、区域化推进，对于高值医用耗材进行区域性的多省份联盟集采、建议在集采报量环节优化集采报量规则、对国产创新产品赋予特殊的比例份额等。他还建议重点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让商业健康与基本医疗共同发力，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更关键的是，政府要意识到医疗领域是一个被高度监管的领域，从鼓励技术探讨研究、鼓励成果转化，到鼓励进入临床应用，再到营造宽容的创新支持政策，国家政策要同向发力，才能更好地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袁玉宇说。
作为全国三大医疗中心之一的广州，如何在这场产业竞跑中占得先机？作为从业者，公共关系部总监杨俊坚对广州的先行先试充满期待，“广州集聚了全国一流的医院和医疗保障，医保资金的储备收支情况也具备了基础，我们期盼看到更多有魄力的改革和试点，进一步整合优势医疗资源，为企业科研创新、临床开发、产品商业化等层面带来更大的促进。”
今年1月，《广州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水平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审议通过，聚焦创新、集聚、生态化、国际化等四大关键方面，提出28条具体措施。《措施》甫一面世即引发了诸多关注，让人看到了广州“靶向治疗”“对症下药”的态度和决心。
例如，派出力度巨大、出手不凡的政策“红包”。《措施》提出要支持全球顶尖项目，最高支持额度50亿元，支持期限最长5年；对国家重大战略科技力量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建设，单个项目支持金额最高也可达1亿元。
又例如，谋好“一核两极”高端生物医药产业空间布局。“一核”指向的广州生物岛，志在打造生物医药科学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高地。一南一北的南沙科学城、中新知识城和航空枢纽则为“两极”，二者将分别被打造为高端医疗健康产业增长极和高端生物医药制造增长极，与国际生物岛形成协同联动、错位发展的生动局面。
更重要的是，机遇在何方？或换个问题，广州如何赶超生物医药产业第一梯队中的其他“优等生”？曾在全球率先捕捉到mRNA（信使核糖核酸）技术发展先机的回爱民尝试为广州探路。
在复星医药时，回爱民提出了“跳跃性赶超”理念。长期以来，在小分子药物等赛道上，国内企业即便跨过了仿制阶段，进入深度创新，依然多为跟随者。但在mRNA的赛道上，国内相较欧美虽然在mRNA技术领域起步较晚，但仍有机会以“跳跃性赶超”，即直接跳跃至最前沿技术领域，快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回爱民用“NCG”归纳了三个我国可能实现“跳跃性赶超”的领域，N即Nucleic acid drug（核酸药物，其代表为mRNA），C即Cell therapy（细胞治疗），G即Gene therapy（基因治疗）。他表示，这些领域也是广州的机遇所在。
“跳跃性赶超”无法一跃而成。回爱民强调，越是要赶超，越要把基本功打好。例如研发mRNA药物，如果只了解mRNA的合成，却不了解药物研发的整一个流程，缺乏对制药的整体了解以及对药物研发没有敬畏之心，是没办法实现赶超的。
为此，他很看好广州的四个优势，改革创新的环境，强大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教育、科研、医疗资源以及扎实的生物制药基础。“另外，政府非常务实，接地气，真心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是我们考察过很多地区后，选择到广州创立惠正奇的原因。”
纵观人类发展史，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人类是否能对抗宿命？我们发明工具，从刀耕火种到机械轰鸣；我们探寻未知，从攀山入海至宇宙星辰；我们寻医问药，从尝遍百草到现代医学。借助生物技术，医药从最古老的行业变为最前沿的行业，甚至有望让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世纪顽疾远离人类。
这就是此次 “发现广州新质生产力” 生物医药产业主题调研与其他主题可能最不同的地方——调研团发掘的不单单是产业的故事，还是关于生命的故事。
因此在调研中，我们用两种视角去观察。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我们关注科技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跃上生产线，关注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如何打通，关注初创企业如何获得支持，关注行业龙头何以引领发展。而从生命的视角，我们关心如何让更多创新药物、变得可及和可负担，关心如何激发更多科研人员、更多社会力量投入这场与疾病的永恒对抗中——我们甚至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如果能早一天用上某款药物，是不是就有不同的结局？
最后我们在调研中找到答案：这两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让科学家和企业家双向奔赴，在生物医药产业中强强联手，都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渴望。正如惠正奇医药所取义的八个字——惠人达己，守正出奇。
